一份纸质杂志的死,张元济与罗家伦的书信交往

《反串》——如何过不“油腻”的人生

时间:2017年11月21日来源:作者:

  最近又兴起了一个热词——油腻。

  说起“油腻”,网友们可以有一万种不同的表述与注解,予以这个词语更具嘲讽的意味,斤斤计较,庸俗,从众,懒散,自大,不自知……仿佛无数标签被无限放大后,集中在了一个群体之上。

  与其说这是对某一类群体突如其来的无情指摘与标签,倒不如说,这是时代赋予人的一种自我审视与反省。当没有饥馑灾厄逼迫我们探寻内心深处的向往,我们当如何保持君子的“慎独”,拒绝种种屡遭调侃的“油腻”表现,活得更为豁达,风度翩翩,这或许是不少现代人的一大人生命题。

  《反串》当中,便有着这样的对照与思考。

  脱下戏服,他们是三个生存在迷茫中的演员;穿起戏服,便要体会他人的人生,代入到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怀揣心里的小九九,演绎他人的悲壮。

  这样的反差,免不了笑料百出。

  比起那个年代不少文人的理想主义,现如今的我们不得已地变得更现实了一些,“遗世而独立”的境界或许只能成为一种期许,然而,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间,努力让自己不那么事故,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反观《反串》中先生的原型张元济,肯定不会令其与“油腻”沾边——哪怕以不修边幅著称的刘文典,孤僻毒舌的鲁迅,后世也会抱以相当程度的宽容,以“大师范儿”称呼他们。

  因为那是一群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文人。

  以张元济为例,或许他的名气不如与其颇有渊源的蔡元培、茅盾等大家,然而论起贡献,张老却也着实不遑多让。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出版、收藏事业,是商务印书馆从小作坊走向大出版社的奠基人,他曾主持编辑了中国第一套新编教科书,将大量古籍整理集中影印出版——在旁人的眼里,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朽却有着出乎意表的杰出贡献。

  如果说什么能够阻挡“油腻”——或许不是学历,不是年纪,只有当我们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事业与理想中时,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方才有所展现。在《反串》中,我们通过他人的反串,体悟出一点人生的道理,何尝不也是一种升华呢?

2012年,我从DC的手里接过英文版《Computer Arts》的版权,他非常慎重地问我:“你觉得自己承担得了吗?”

张元济先生对罗家伦两次资助,在一些书籍文章中大多只讲第一次对其学业的赞助,而对第二次“朋友通财”,则很少记载。而对罗家伦三度还款,也少有详细记述。两人的这段故事,或许并不仅仅是一段“文坛佳话”,固然此事是由蔡元培先生牵线,但其基本的原因,应该如罗家伦信中所讲,是“素承知遇”。从这些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张元济极为看重罗家伦的才学,希望罗家伦在学业上有所发展。他在1925年6月2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讲:“今年春间得蔡鹤庼先生来信,述及阁下有志于学问,因资斧不继,将至中辍,闻之怃然。并知所需仅千五百番,为数无多,乃勉为相助。”也就是张元济之所以在罗家伦困难时解囊相助,是对罗家伦“有志于学问”的欣赏,是恐罗家伦学业“将至中辍”的挽惜,张元济先生惜才爱才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杂志宣传图

1926年罗家伦回国,于9月去南昌,适逢兵劫遇险。他在10月23日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到:“舍间被兵劫,除损失不赀外,伦竟被群兽所困,被刺刀者六,幸均未命中,仅手掌及大腿间受轻微伤,三、两日间即愈。以绝对无抵抗而遭此,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也。一切令人悲愤万态。”张元济回信,除表示慰问之外,更表示了对国家担忧:“第长此扰扰,正不知何日复见太平。来书谓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民。弟请更转一语:难哉其为中华民国之国。想先生闻之亦同此感慨也。”

DC也曾享受过在出版业一本万利的时候,由于赶上了房地产市场的春风,他出版的一本房地产年鉴让他赚足了金钱、面子以及在出版行业的自信。但也正如同房地产的泡沫一样,他在这次胜利之后赚到的市场经验其实并不可信,即使能够勉强适应后来的房地产业,却不一定适应他一心想要占据的设计业市场,更不消说在设计业中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设计、3D设计和UI设计都有着千差万别。

对于罗家伦这样一个优秀人才,张元济一心想引进商务。在1925年4月2日张元济答复蔡元培愿意资助罗家伦的信中,有“本意欲邀其到公司担任编译之事”一语。

“报刊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广告得以出现。从报刊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它的功能就是刊登广告。”我从过去抬起头来,听到杨先生如是讲。两年前,若是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要嗤几下鼻子,然后合上笔记本,不听就是了。但现在我很想听他讲下去,听他讲《泰晤士报》作为广告载体的诞生,《申报》最初怎样用小说来吸引人们看广告,以及所有跟理想无关又密切相关的一切。

张元济致罗家伦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25年,内容是张元济先生给在国外求学的罗家伦汇寄资助款。此前罗家伦赴海外求学,是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的,因其破产,赞助款项中断,罗家伦学业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罗家伦求助于他的恩师蔡元培,蔡元培和张元济是多年至交,1925年春季,蔡元培将罗的情况转告了张元济,希望张给予援助。张元济慨然解囊,分两次汇寄一千五百元,资助罗家伦完成了学业。罗家伦在5月25日致张元济的函中深表感谢:“自穆藕初先生所捐基金断绝后,频年颇困。国内不乏以接济款项见询者,然或不免政治及他项关系,故宁忍穷而不受,仅有时向梦麟先生及三数知交告急,但彼等亦同一贫困。今敢受先生贷款者,盖认先生为纯洁之前辈,而且素承知遇之前辈也。”

七月份,由于我要离职读研,《CA》成为公司旗下首份停刊的刊物,八月,图书出版全面停止,九月,另外几份主力刊物也相继停刊。再后来,公司搬迁,我相熟的同事已经全部离开公司,老板也杳无音讯。

例如:1925年,罗家伦在英国接到张元济的资助后,曾给张元济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长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治学计划,得到了张元济的赞许。1926年,罗家伦译作《思想自由史》一书,托人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在信中说:“如先生于著述有暇,望一度察阅,并赐以教正。”同年8月,罗家伦从欧洲带回有关鸦片战争的文牍交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曾致罗家伦一信,其中提到:“承假阅鸦片战役文牍,连日料检,已编成目录三分之二,……并拟选录数件登入《东方杂志》。谨候示遵。至尊意拟全部印行,固足供学者之参考,然恐销路无多。拟俟迻录完毕,分别编次,再行奉商。”

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来看,张元济的坚持似乎反照了DC这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他的有所坚持似乎还没能够挖掘得够精深,便已经被过大的野心稀释了。2013年春天,公司财务问题浮现,长期结不下帐的纸厂、印刷厂以及专业的讨债公司轮番上门,一开始还有礼有节,后来便辱骂静坐,没过两个月,泼油漆、刷红字、夺抢公司财物的事情几乎周周上演。同事们最初还人心惶惶,后来便知这只是讨债公司的惯用手法,吓唬人而已。但即便如此,玻璃门上血红的油漆大字“欠债还钱”还是让女编辑们心有余悸。杂志还在出,但老板因为躲债已经很少在公司出现,工资常常拖欠,我们背地里也对老板的态度颇有微词,以至后来怨声载道,纷纷离职。

1948年,印度圣雄甘地遇剌身亡。当时罗家伦正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张元济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十分赞赏,在是年2月2日致函罗家伦:“昊天不吊,甘地被狙,凡有血气,罔不痛悼。环顾我国,恨无此人。岂惟我国,全世界亦罕见媲匹也。《东方杂志》思出专号,以志哀荣,藉申敬慕。彼邦记载,知必甚详。荡节所在,敢乞代缉。自出事后,一切报纸涉及丧葬之礼、吊唁之仪,暨其家庭故事,戕杀案情者,汇集飞寄。”罗家伦接信后,很快译出一批文章寄交商务,同年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一期甘地专号。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能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有所助益时,是决不推辞的。

张元济始终是一个强调纯度和精度的出版人,报业再热闹,他也从未想过去分那杯羹。1927年,张元济更撤销了商务印书馆的电影部,仍把重心放在了“开启民智”和“出好书”上。他不赶时髦,却赶潮流,不追求激进,却致力于新文学中的大浪淘沙,用杨先生在讲座中的话来说,这是出版人的使命。最终,张元济的坚持换来了商务印书馆的如日中天和艺术的纯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雏形的构建和陪护,也直接影响了人民的心智和社会的变革。

罗家伦于10年后的1935年11月还款1000元,张元济认为:“朋友通财,万不能认为债项。”故与退回,大概罗家伦讲了十分诚恳的话,令张元济“何敢再辞”,而收下了这1000元。1936年6月,罗家伦以祝寿的名义又还1000元。从张元济1937年2月7日致罗家伦的信中看,罗家伦在这年年初曾再次还款1000元,张元济在信中写道:“昨由金城银行交到千元收证,知为我兄所汇,展阅不胜惭悚。前此业经陈明,赐我两竿,多多愧领,万不能为无限之匪颁。无论如何此次断不敢收。谨将原件寄缴,务祈鉴允。”

CA杂志别册封面

1931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调回南京任职,张元济致信罗家伦,鉴于国内局势劝罗家伦“先生暂时戢影,计亦良得”。

“我的?”

1941年,张元济得知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后,给罗家伦一函,更为清晰的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比阅报知先生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其功成身退耶?抑别任他事耶?记得十余年前,先生尝谓:‘中国欲在世界学术上有些贡献,对于人类知识总量的基础上有些增加,非从纯粹科学上着手不可。’此非得如先生者为之先导不为功,其殆有从事于是之机耶!”。这封信,是收入张元济全集中唯一的一封写于抗战期间的信件。

从翻译、校对、美编,到制版、印刷、后道,在《CA》中文版出版的8期里,我一直听到的是理想和市场,我一直思考的也只是如何精益求精,如何扩大读者群,如何增进与读者交流的黏性,却很少考虑机器印刷的成本支出。一张哑粉纸的价钱如何?开一台机器工厂需要支付多少钱,能拿到多少钱?一个印刷工人上一个夜班能拿到多少酬劳?专色印刷到底比四色印刷贵出多少?一页广告的价格究竟如何制定?

张元济先生自称“戊戌党锢孑遗”,思想倾向基本属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在1927年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多有不满。罗家伦小张元济30岁,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这些人大多主张革命。罗家伦在其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虽不失学者本色,但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大致可以看作是“民国政要”。张元济和罗家伦属两代人,背景不同,因此两人的忘年交确有令人关注之处。

第一次见DC是在面试的时候,他一个温州人一口台湾腔,把我忽悠住了。他拿出自己办了三年的杂志《Gallery》,颇为自豪地让我猜价格,我那时少不更事,猜到50就把自己吓得不轻。所以他说200的时候,我非常失仪地瞪大眼睛,而又说从不刊登广告时,我简直想求他立马把我收下。

近一两年读张元济先生文字,常为前辈人品、学养所感动,从这些文字中,或许可以窥见张元济先生思想、品质之一斑。

图片 1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维新运动期间,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并受到光绪皇帝召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

可现在我明白了,广告是印刷业的衣食父母,对它就得拿出对食物的态度,最起码,得有一份尊重。我现在回忆起来,我的老板及所有下属(包括我)都缺少这份尊重。DC的立业之本现在看来大有问题,他总希望能用杂志的美色来吸引广告的包养,却不明白杂志和广告是该举案齐眉的夫妻,相互理解和尊重才是第一要义。

1948年8月,张元济在给罗家伦的信中,再次表达了对国事的担忧:“国内事无可言。财政败坏,一至于此。翁先生束手无策,王云翁亦踵决肘见。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归国,云去时美币一枚值我国币四万,今逾千万矣。试闭目凝思,再过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辈岂真将见亡国之惨乎?”而此时的罗家伦似乎要比张元济乐观,他在回信中,对王云五还是寄于厚望:“先生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伦在国外常受刺激,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惟最近云五先生竟有石破天惊之气,殊快人意。伦以彼能想敢做为先生在沪言之。今更证其不谬也。自然前途艰困多端,而千金之堤亦可溃于蚁穴,要之能想办法而有决心以赴之。国事何常不可为哉。”但张元济并不认同罗家伦的看法,他对国民党政权治国能力基本上已经绝望,他在回信中写道:“且看我国。我瞻四方,戚戚靡所骋,真可为长太息痛哭者也。王云翁诚勇于任事,然弟终觉其治标而非治本,设再一蹶,祸将无极。窃不胜杞人之忧。”

一份赚不了多少钱的事业,DC为什么还在坚持?

张元济资助罗家伦

说得多对。

1931年7月8日,张元济致罗家伦一信,明显的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国体改易已二十年,即国民党奠都金陵亦已四载,而今日现状乃至于是,未来之黄金世界不知在何时?而当前之地狱,则国民实已不堪惨苦矣。来示谓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也。非独不保存,且必断丧净尽而后可。”张元济生性平和,不是实在看不下去,不会有此义愤。罗家伦当时为国民党要员,他在此前给张元济的信内容不详,但从张元济的这封信看,罗家伦也有“国人无为国家保存元气”的议论。他们两人,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张元济对国民党的遣责,似乎并不包括罗家伦,罗家伦大约也会理解张元济的上述言论。

* *谨以此文纪念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纪念我的杂志。*

事业上相互倚重

世上哪来必须成功的道理?

但罗家伦终生未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一点或许是两人之间的差异。

杨老师很有聊啊。

图片 2 图片 3张元济                 罗家伦 

杨扬先生在谈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听上去却像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家史,一部文化烘托起的生意经。我奋笔疾书记下他说的话,想到了我和老板DC的失败,一家出版社和数份杂志的死。

张元济对罗家伦的另一次资助是在1926年底,是年罗家伦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因南昌家中变故和个人生活所需,写信向张元济借钱。在此之前,罗家伦在上海应和张元济有过一次会晤,会晤所谈的内容未见记述,可以肯定的是张元济在会晤时提到了在经济上帮助罗家伦的意思,但当时为罗家伦所辞。所以罗家伦信中才有如下文字:“前次趋谒,辱承先生关爱,允为缓急之通,铭感不可言状。当时以暂无所需,而且屡次扰先生太甚,于心极不安,故以请俟异日为辞。顷接南昌方面家书,谓赣票不但跌至三折,而且于本月四日正式布告废止。前离南昌时所筹两月余用款概系赣票。今既有此特别情形,势不能不急谋接济。但东大薪水十一月份至今尚未领到。此间因新到关系,用项亦费支持。不得已谨恳先生设法拨借国币五百元,以三百由商务拨寄南昌,以二百元寄南京伦处,以备有事变时万一之需。”并说:“亦惟先生之垂爱,与先生亮节高风,故敢作此请也。”在这一信上张元济有一批注,内容是:“复称朋友有通财之义,况当患难之时,来书过于谦抑,转令人跼蹐难安也。”随后即按罗家伦的要求,拨五百元分寄南京、南昌,并函告了罗家伦。

也许,他仅仅想坚持一份无用的坚持,为人的生活留下一点吉光片羽的记录。

罗家伦一生著译甚丰,在1949年之前,罗家伦有十余部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如:《思想自由史》、《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新民族观》、《耕罢集》、《黑云暴雨到云霞》、《疾风》、《西北行吟》、《近代英文独幕名剧选》等。

现在看来,这中气十足是颇有几分道理的。如他接下来所讲的那样:“印刷出版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展望未来,就得看硬件。”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主办《新潮》杂志,在五四运动中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他曾在《新潮》上发表文章《今日中国之杂志界》,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出它们缺乏鲜明的个性,希望商务更积极地投入新文化事业。张元济接受了他的意见,起用了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一批新人,对杂志进行了改革。1920年,他赴美国留学,三年后又转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回国,参加北伐。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就任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去台湾。

七千份。我觉得自己办的是全中国最好的设计杂志。

1949年之前,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两人的来往书信中,也不可避免的讲了一些对国事的看法。

所以我的说法还是,尽力。

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罗家伦也往往尽力予以支持。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馆被侵华日军炸毁,罗家伦曾致张元济一函,其中提到:“先生只手经营之事业忽遭倭祸,大部为毁,侧想先生必感非常痛苦。县志收藏尤为国家万劫不复之损失。尚望本旷达宏毅之精神,仍继续其文化创造之职志。物质可毁,但文化史上之功绩不可磨也。数月以来,辄与人言,商务实系中国文化上之伟业,不可不协助其恢复。设不能促其迅速之恢复,则不但文化损失,且于思想界有莫大之危险。因商务近数年来之努力,已趋向于学术思想界之标准著作也。此意南京方面闻者韪之。虽觉力薄,然将来如有计划需要微力之处,不吝见示,自必黾勉以赴之。”罗家伦此函中对商务印书馆的评价,应该是其本人的真实思想,绝非一般的客套话。此后,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市设赞助委员会,罗家伦担任南京分会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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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罗家伦为国民党员,虽然“亦无时不在烦闷之中”,但对国民党政权始终抱有希望,这也是他最终选择去台湾的原因。而张元济,一直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好感,在抗战胜利后则更加失望,这也是他在1949年之后思想渐趋左倾,并在晚年认为“及身已见太平来”的原因。这也是两人在思想上的一个明显区别。

CA杂志第七期封面

收入张元济全集的张、罗两人的来往信函共计36通,其中张元济致罗家伦25通。时间跨度自1925年至1948年,断断续续,长达23年。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大体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和因缘。

很难想象,作为责任编辑的我,在工作一年后,居然对这些硬件范畴内的常识一无所知。无怪乎,我们的杂志会在纸媒大萧条时代夭折,而且看上去死不足惜。

对国事的忧虑

于是在我们的杂志上,从没真正有过一版按刊例付钱的广告,公司资金开始出现问题时,老板责怪市场部门不用心,其实现在看来,是因为我们都把目标放在空而无当的市场,满心以为市场扩大了广告就会不请自来。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确是被这样的态度吸引了,只是没想到,理性至此也还是离理想的泡沫幻影太近,离现实的印刷出版太远。机器印刷的诞生本就是趋利或者说功利的,无论是为了推销产品还是为了兜售理想,是为了发表作品还是为了传播你认为好的思想,它都是贴着地面的苦行。在理想与市场之间,还有更复杂的心理机制在发生作用,还有更莫测的偶然因素在引导变化。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能够以三千大洋起家建立一本万利的出版王国,也就无法规避在出版各环节上潜藏的众多危机,比如,一处校对错误,一位翻译的潦草应付,一个印厂工人的失手,甚至,战争年代作为文化符号而遭受的灭顶之灾。

张元济与罗家伦书信往来二十余年,以至成为忘年至交,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两人均属文人,有共同语言。两人书信,有相当一部分文字,都与读书、写书、编书、译书等文化出版相关。

DC一定不知道这个,或者,把现实当道理来听,嗤之以鼻,扔掉了。

从两人来往书信看,张元济似乎更希望罗家伦做一个“纯粹”的文人,前面已经讲过,在罗家伦回国之前,张曾有意邀请其进商务任编译之职,不过当时罗的社会兴趣甚浓,他的志向不大可能在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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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最初在英语教材市场尝到甜头后,便把印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书籍出版上,然而,书籍出版并不像商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随随便便找来翻译、编辑和排版师就能确保一本书的大卖。说到底,所有与书本有关的,便一定与文化相关。所以负责文化把关的中国现代出版之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结盟奠定了中国现代出版的基本模式,使得中国文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市场活动,也使得此后的出版人都成了文化商人。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对文化无感的人会从出版中获得什么利益,更不要提什么乐趣了。

征文活动链接

“行,我试试。”

我看到杨先生下巴一抬,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真是中气十足。

十二月,杨先生讲座结束的当晚,我又想起了曾经奋斗过的那一片热土,回到宿舍便打开以前公司的网站,惊喜地发现那本让DC引以为豪的《Gallery》似乎还在出。

2012年十月的多个凌晨,DC和我一起守在印刷厂,他说:“你得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你的第一本杂志。”

这时,我的心竟一下子就热了。

“我说,做梦吧!”

为了什么烂大街的出版理想?

理想主义的愚蠢崇拜,在我脑中占了上风。广告?什么东西!

“试试不行,必须成功。”

我想,每一个对出版有热情,或有过热情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感受。这一份与书本相关的事业已过百年,自然像所有其他人类事业一样,必须有承受现实的硬度,可同时,它记挂在人们对智慧和美的渴望之中,有一种寂寞之中的动人软度。

我心里并没有这样想,但看着自己制作的杂志从机器里“哗哗哗”印出,较过真的每一个字,看色台上每一点墨量的变化,都变成了实打实的存在,心里既感动又高兴。

于是2013年初的年会上,对于一家还只有20人左右的小公司来说,老板的每一个计划似乎都足以引发热情,同事们议论纷纷,私底下却觉出夸夸其谈的嫌疑,一种隐忧渐渐在我们心中升起。而杨先生的这场讲座让我明白了这隐忧的缘由。

记得第一次看到公司的招聘广告,我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急不可耐的求职信。那份招聘广告写得斗志昂扬而兼具理性,后来我知道是DC亲笔写就。记得他写道:“你将与整个社会的智识阶层保持同一高度对话,你所整理并保存的某种智慧或记忆,可以打动这个世界,并有人为之埋单。”他同时提醒那些对出版空有一番热情的求职者,“对只是喜欢读好书,却不了解也不关心除自己之外的读者阅读趋势和品位的门外汉而言,出版工作的经验可能反而会令原本美好的憧憬痛苦地幻灭,让这个本来就缺少遐想的世间又少之些许。对于那些抱着‘老板付钱,请你来看书’的想像者而言,现实的出版工作无疑是残酷的梦魇。”

DC并不是一个对文化无感的人,却是一个十足野路子的文化商人。他年少的时候因为过早被发现的暴力倾向,很早就被父母安排在军队里混日子,后来成为一名格斗教练。他从来崇拜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对文化的向往也许正是由宋太祖所奠定的崇文策略而来。一次,DC在格斗中受了重伤从而彻底投身在自己对文化的向往中。他游历过很多地方,也渐渐明白自己想做的就是把更好地东西展示给国内读者,拿下整个设计行业媒体市场,做视频网站,开办《纽约客》那样的人文杂志,打造文化体验实体空间,甚至缔造全媒体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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